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稷下文化精神之四:人文精神

作者:发布时间:2019-03-01    来源: 宣传统战部    点击数:

稷下文化精神之四:人文精神

稷下研究院  郭丽

人文精神强调以人为本,主张尊重人,表现为对人的尊严和权力的尊重,以及对人的价值及命运的重视、追求、维护和关切。人文精神在齐国是一以贯之的文化传统。如姜太公和管仲都是齐文化人文精神的缔造者和践行者。及至战国时期,齐国国君视人才为“瑰宝”,并对士人个性张扬充分尊重,同样彰显的是人文精神。特别是田齐统治者对稷下学者给予至尊的礼遇和尊崇,更使得人文精神大放异彩。

首先,人文精神体现在齐国国君给予稷下学者优厚的物质待遇。

齐宣王时,不仅对稷下学者们分别授予不同的称号和荣誉,还给他们提供畅通的交通、优越的居室、丰饶的俸禄等优厚物质待遇,使其可以专心做学问。如前所述,孟子曾经先后两次来到稷下学宫,孟子第二次到稷下学宫时,正值宣王时期,每当他出门时,“后车数十乘,从者数百人”(《孟子?滕文公下》)。孟子离齐时,威王曾以“馈兼金一百”与之,宣王也以“养弟子以万钟”(《孟子?公孙丑下》)的厚禄挽留他。号称“稷下之冠”的淳于髡曾贵为上卿,“赐之千金,革车百乘,与平诸侯之事”(《说苑?尊贤》)。田骈在齐国是“訾养千钟,徒百人”(《战国策?齐策四》)。“开第康庄之衢,高门大屋,尊崇之。览天下诸侯宾客,言齐能致天下贤士也”(《史记?孟子荀卿列传》)。说明府第壮观,气派诱人。正是基于此,稷下学宫长期兴盛,学派、学者云集也就不足为奇。

其次,人文精神体现在齐国国君还让稷下学者享有崇高的政治礼遇。

凡来稷下学宫的学者,都要经过齐王召见,或伺机觐见,通过问答以及对其学术水平、社会名望、带徒、资历等情况的了解后,授予其不同的等级称号,按等级享受不同标准的待遇。齐宣王时,按照稷下学者的学问、资历、成就、贡献的不同,分别授予其“客卿”“正卿”“大夫”“上大夫”“列大夫”以及“稷下先生”“稷下学士”“博士”“祭酒”等不同的称号和荣誉。如号称“稷下之冠”的淳于髡,贵列“上卿”;孟子第二次到稷下学宫就受到宣王的尊敬,并为客卿;荀子则“叁为祭酒”“最为老师”;宣王时,“邹衍、淳于髡、田骈、接予、慎到、环渊之徒七十六人,皆赐列第为上大夫”,列为大夫和学士者还有“数百千人”(《史记?田敬仲完世家》)。“齐宣王褒儒尊学,孟轲、淳于髡之徒,受上大夫之禄,不任职而论国事。盖齐稷下先生,千有余人”(《盐铁论?论儒篇》)。另据史料记载,宣王经常向稷下学者们征询对国事的意见,并让他们参与外交活动及典章制度的制定。据考证,《王度记》规定了不同阶层的享用、婚娶、祭祀等制度,就是淳于髡等人为宣王所拟定的齐国统一天下后的具体制度和措施。这些也反映了当时稷下学者们的政治待遇。

再次,人文精神体现在齐国国君给予稷下学者人格上足够的尊重。

一是他们能够虚心听取和接受稷下学者的建议和主张,鼓励其自由发表政治主张,并对有真知灼见的学者进行奖励。齐威王虚心求治,下令全国:“群臣吏民,能面刺寡人之过者,受上赏;上书谏寡人者,受中赏;能谤议于市朝,闻寡人之耳者,受下赏”(《战国策?齐策一》)。二是他们面对各种士人都体现出尊重、礼敬之态。如宣王见颜斶,当颜斶说“士贵耳,王者不贵”,“生王之头,不若死士之垄(墓)”时,宣王仍谦恭待之,甚至“愿请受为弟子”(《战国策?齐策四》)。当王斗指责宣王好狗、好马、好酒、好色,而“先君好士,是王不好士”时,宣王却说:“‘寡人有罪国家。’于是举士五人任官,齐国大治”(《战国策?齐策一》)。齐国国君对稷下先生的礼敬之心可见一斑,这在当时礼贤下士的国君中也极为鲜见。

最后,在稷下学宫,人文精神还突出表现为尊师重教精神。

尊师重教,是中华文明的重要传承,也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。齐文化自建立伊始就有尊师重教的传统。如早在西周时期,《太公家教》中就留下了“一日为师,终生之父”的经典论述。及至战国时代,稷下学者们在“不治而议论”“以干世主”的过程中,也弘扬了尊师重教精神。这一精神突出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。一是体现在尊师重教思想的丰富性。如前所述,大思想家、大教育家荀子曾长期游学于齐国的稷下学宫,“叁为祭酒”,“最为老师”,他不仅具有成功的教育实践,更具有影响深远的教育思想。《荀子》中有多处论及教师的社会地位。在他看来,教师不但是礼法的守望者,在道德教化中发挥着重要作用,而且在国家政治生活中也是举足轻重的。他说:礼,是用来端正身心的;老师,是用来端正礼法的。所以没有礼,用什么来修正自己的行为?没有老师,我怎么知道礼是这样的?讲的即是教师在道德教化中的作用。而他说:礼有叁个根本:天地是生存的根本;先祖是宗族的根本;君主和师长是治国的根本。说的就是教师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。不仅如此,他还把教师地位提升到了关乎国家兴亡的高度。“国将兴,必贵师而重傅;贵师而重傅,则法度存。国将衰,必贱师而轻傅;贱师而轻傅则人有快,人有快则法度废。”在这里,是否尊师俨然成为一个国家盛衰的晴雨表,这一思想对此后中国社会尊师重教风习的形成,起到了重要推进作用。二是体现在尊师重教之礼仪规范的形成及其对后世的影响上。如作为稷下学宫的学生守则,《管子?弟子职》记述了学宫弟子起居、受业、应客、坐立、进退、用餐、洒扫、执炬等礼节规则,其中从饮食起居到衣着服饰,从课堂纪律到课后复习,从尊敬师长到敬德修业,均有非常严格、详细和具体的要求。如《弟子职》开篇就规定:“先生施教,弟子是则。”还规定:“出入恭敬,如见宾客。危坐乡师,颜色毋怍。”“先生有命,弟子乃食。”等等。尽管其中有些规定过于呆板,但字里行间无不体现出对教师的尊敬,折射出稷下学宫浓郁的尊师重教精神。再如《荀子?礼论》中说:“天地者,生之本也;先祖者,类之本也;君师者,治之本也。无天地,恶生?无先祖,恶出?无君师,恶治?”由此将师与天地、君、亲等置于同样崇高的地位,并最早提出了“天地君亲师”的序列,进而强化了“师”的神圣感和权威性。在这一思想影响下,后来逐渐形成了祭天地、祭祖先、祭圣贤的叁祭之礼。正如国学大师钱穆先生所说:“天地君亲师五字,始见荀子书中。此下两千年,五字深入人心,常挂口头。其在中国文化、中国人生中之意义价值之重大,自可想象。”

由上可知,作为齐国一以贯之的文化传统,人文精神在稷下学宫得到极大的弘扬与发展。也正由于这一精神的支撑,稷下学宫才逐渐形成人才济济、群星璀璨的盛况,并日益发展成为“跨国性”的高等学府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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